2011-03-2316:35:49
(续上)
气息奄奄者,自然指老后一类人物;而与鬼为邻者,则是暗指共和革命者。
梁启超之所以用暗指的方式,来表达对共和革命者的不满,是因为此时这些革命者还没有办《民报》与他论战;再者,尽管保皇党人与共和革命党人之分歧已然形成,但双方尚有合作共攘革命之举,而期翼两者合作的也大有人在。
两者公开论战是1905年以后的事情。此时的梁启超以27岁年轻生命之力,喊出了他的强烈心声:
“今日之责任,不在他人,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独立则国独立,少年自由则国自由,少年进步则国进步,少年胜于欧洲,则国胜于欧洲,少年雄于地球,则国雄于地球。……美哉我少年中国,与天不老!壮哉我中国少年,与国无疆!”(梁启超,《少年中国说》)
然则如何使少年中国,成长为“完全国家”呢?
梁启超思虑的结果,是一个三步走的策略:
(1)行民族主义于中国,抵御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;
(2)欲行民族主义,应按照淬历其本有、采补其本无原则,塑造具有国民独具特质的新民;
(3)之后是民族建国问题。(梁启超,《新民说-论自由》)
2011-03-2316:38:54
(续上)
单就梁氏此方略而言,并不构成与革命者的思想冲突。
尽管在民族主义与新民之间的关系上,梁氏所论存在逻辑瑕疵,但站在他的时代,以及他所了解的西方社会思想及其社会政治生态角度来看,梁氏所言自有其所本。
而就梁氏方略的核心民族建国而论,此方略是比较务实的。
尤其重要的是,此时的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已经避而不谈了,甚至在《新民说》系列论述中,着重强调的是国民的平等权利、自由、公德、自尊、自治、进步、合群,以及严复所看重的民德、民智、民力问题。
他说:“然则为中国今日计,彼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,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,必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、民智、民力,皆可与彼相埒,则外自不能患,吾何为而患之!此其功虽非旦夕可就乎,然孟子有言:‘七年之病,求三年之艾,苟为不蓄,终身不得。’今日舍此一事,别无善图,宁复可蹉跎蹉跎,更阅数年,将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。呜呼!吾国民不可不悚耶!可不勖耶!”(梁启超,《新民说-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》)
很显然,梁启超既不认为一时贤君相可以弭乱(舍弃君主立宪),也不认为草野一二英雄崛起可以图成(革命非唯一方案)。
但这并不表示,此时(1902年)的梁启超反对革命。
他所反对的,是“滥用自由平等之语,思想过度,而能力不足以副之”的革命,反对的是如章炳麟那样的以排满为目的、以仇满为快意的革命(梁启超,《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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